轻读完毕,比较有触动,与传统的历史文书相比,这本书算是提出了一种比较颠覆性的观点,从另一种视角给出了一种解读。提出了出了可能我们一直下意识忽略的封建社会中的封建两字的含义。虽说全文有一种先观点后强行解释的意思,但是抛开论点和论据的辩证关系,至少从秦制的角度梳理了从秦汉三国到唐宋明清过程中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之前的演变。从底层的视角阐述治国方针的演变,整体来说,值得一读。

立意

该文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鲜明的个性色彩、比较突出的观点立场以及幽微的个人旨意之寄托。本书就是如此,像是一根铁槊,立论明白,立场坚定,不左顾右盼,不首鼠两端,瞄准一个点狠打,挑住一条线猛拽,深而往之,将两千年历史兜而提起。这是一种化繁为简、追求精准狠辣的写作法。

秦制

作者认为,所谓秦制时代,其实就是皇帝专制独裁时代,我国从秦汉到明清都属于秦制时代。
秦制有两大基本特征:

  • 第一,以官僚集团作为统治基础,而非封建贵族。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独裁。官僚集团是它的统治基础,同时也是防范对象。秦制对官僚集团的要求是,君为臣纲,彼此之间乃是主仆关系,而非做事情的上下级关系。
  • 第二,施政的核心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和物力的强度跟总量。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必须致力于消灭所有有影响力的人和组织,将社会变成扁平化、散沙化、原子化,这针对的不仅仅普通百姓,也有官僚群体,比如科举朋党,为此不惜牺牲社会活力。
    秦制时代的老百姓出了名的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始终被剥削、压榨。历代变法,几乎都是秦制皇权为了汲取人力物力而作的调整。而改朝换代,也都是因为统治基础发生分裂,或者汲取过度,底层百姓组织化,最后揭竿而起。在讲述每一个朝代的灭亡时,作者都试图将往这个方向套,稍微有点硬上的意图。

    全文摘要

    下列摘述网友的文章,对全文做一个总结:
    作者对每一个历史书上描绘的文明成果都进行了“黑暗”解读。

  1. 比如贞观之治的真相不过是因为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全国百姓死了将近5000万,空出大量土地,人口和土地得到调和,只要不发生战乱,经过20年的休养生息,都会出现中兴。譬如唐太宗的善于纳谏不过是因为他发动玄武门之变,为了赢得统治合法性而迎合儒生大臣的一种表现秀,实际上他想要干什么最后还是干了什么。比如科举制,我们以往的解读是,科举制为寒门读书人提供了一条上升通道,让普通百姓也有可能出人头地,作者认为这不过是给读书人制造一种幻象,因为历代以来科举取士都并非王朝主要选官途径,包括宋代。比如宋代的商业繁华不过是皇权为了豢养一座吸血池。
  2. 他也给东林党翻了下案件。东林党一向以来被认为是明朝亡国的原因之一,但作者认为东林党人根本就是一种没有施政可能的松散组织,压根不可能导致亡国。而且所谓东林党代表大地主利益反对征收矿税以应对对外三大战事,作者认为矿税的征收是为了满足明神宗私欲,压根就不应该征收,等等。

有些说法不无道理。但通篇读下来,还是觉得作者似乎太过以现代人的立场和眼光去解读历史了,或者说想法未免过于黑暗。在作者眼里,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好的地方(本书中唯一被他赞颂的地方是庆历新政和东林党抗争),通篇都是皇权为了吃人而不断调整策略。整体写作似乎倾向于打倒各种目前认定的结论,比如贞观之治、科举取士这些,感觉上是刻意地放大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阴暗面,不看光明面。

也许每个作者看待历史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作为一家之言,能自圆其说就好。但写史最重要的一点是客观,而本书在这点是不合格的。读这书的我最大感受是作者立场先行,先亮出自己的结论,然后再从找史书里有利于他结论的地方表述,但不利的就不说,甚至歪曲。如果一开始就带着这样的黑暗滤镜去读历史的话,那肯定是完全看不到过往几千年里发生的一些美好的、进步的制度和文明的。而我们现在的或者更想接近的美好世界不是凭空得来的,都是基于前人一步步探索、试错,后人吸取教训,推动促进改革而来。从这点来看的话,这本书还是有很大的误导性的。总之,我们得去阅读原始资料,多去看其他作者的著作,才能够兼听则明。

行文脉络

其他缺点还有引用资料不权威,挑选的历史例子过于极端,妄图以简单的逻辑囊括几千年复杂历史等。以下是作者对每个朝代的具体例证说明。

秦制

何为秦制?
简单来说,就是皇帝时代,从秦汉到明清都是。

秦制观点的始祖,要追溯到齐国的管仲。《管子》强调,统治上要做到“利出一孔” “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白话来说,就是将百姓谋生的渠道操之于君主手中,没有第二选择,这样就能让你怎样就必须怎样了。

秦制的成熟是由商鞅和韩非子完成的。商鞅的理想国是国富民穷,手段是愚民、弱民,如此才能易于治理。他变法的核心理论是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具体说来,就是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限制在温饱线上,让他们终日埋头劳作,除了填饱肚子不作二想,什么礼义廉耻、自由梦想,通通一边去。

在商鞅心目中,百姓存在的目的是提供人力和物力,给国家缴纳赋税,给国家上战场拼命。所以秦国老百姓的人生模板只有两个,一个是上战场打仗,二是埋头耕作。为了把老百姓套到这两条轨道上,就必须剥夺他们对抗组织的能力,消灭他们滋生的思想。

所以他变法的措施都是围绕这个来的,比如根据军功授予爵位,就是控制人民上升通道,引导老百姓重视军功,像春秋战国的纵横家、墨家、儒家等通过智慧、人脉资源、学识来提升阶层的做法来的明确被拒绝的。而“民有二男而不分家者,双倍征收赋税”和“将人民编成什五,实行连坐法”都是削弱老百姓的组织,将他们打散、原子化,变为为无力量的小家庭,以方便管控乃至为政权汲取人力物力。

久而久之,百姓就会鄙视学问、专心务农,或者专注于军功。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有过多的思想交流。没有过多的思想交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能收到更多的赋税。

韩非子则把弱民、贫民、愚民的想法进一步具体化,提出对老百姓进行改造。他主张要消灭五种人: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工商之民(商人、手工艺者)、患御者(门客)。这些人或有知识,或有资源,或懂得社会体制运作规则。韩非子把他们叫成五蠹,就是五种危害政权的虫子。

然后要教育六种人:畏死远难之人(因为他们珍惜生命)、学道立方之人(他们有学问)、游居厚养之人(他们有出门远游谋生的能力)、语曲牟知之人(他们能用口才谋生)、行剑攻杀之人(他们用有反抗的武力)、活贼匿奸之人(他们敢于违反朝廷禁令)。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利益,对政权极力汲取人力物力是有害的。

最后,还要树立典型,道德标兵。具体做法是奖赏六种人:失计之民(只知道为官府去死)、朴陋之民(见识短浅,服从权力)、寡能之民(除了种地没别的本领)、愚戆之民(没有智慧,逆来顺受)、怯慑之民(不敢反抗,只懂尊上)、谄谗之民(给官府充当耳目)。

商鞅和韩非子的思想被归为法家,秦国最彻底地执行了他们的这一套,将老百姓捆绑在战车和耕地之上,迅速汲取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统一六国建立秦朝。而其后的汉唐宋元明清,均是利用这一套来治国理政。而之所以会有朝代更替,也是因为皇权专注于汲取人力物力,未能处理好统治基础(官僚集团,他们激烈斗争或集体倒戈)的利益,未能将底层百姓散沙化、原子化,让他们组织起来,获得了推翻皇权的力量。

为什么秦二世登基才三年就灭亡了?

第一,秦国的立国困境。

所有秦制政权的施政诉求都是强化对臣民的控制,增加对臣民的汲取,减少对臣民应该负担的义务。为了加强管控和汲取,秦搞了两套设施,授田制度+繁密的法律。

秦施行国家授田制度,土地国有,人民只有使用权。政权将老百姓捆绑在田地上,实现严苛的人身控制。秦民只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农奴,一种是间接农奴,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也就是自耕农。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是在国家管控之中,政权为他们立户著籍,通过户籍来向他们征收赋税和徭役。自耕农非常脆弱,农活干不好,缴纳赋税不足,或者违法犯规了,很容易沦为直接农奴,完全丧失人身自由,成为替国家劳作、且常年挨饿的奴隶。

为了便于控制百姓,皇权需要有帮手,或说办事人员,也就是官僚系统,这是所有秦制皇权的统治基础。所以皇帝不喜欢看到大贵族,不希望看到封邦建国,因为这些会分散他的权威和权力,妨碍他汲取人力物力。如此便可理解为什么秦朝建立后是实行郡县制,而非传统的分封制。

官僚系统是皇权直接控制和汲取底层百姓的工具,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当皇权损害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会消极罢工,不致力于帮助皇权汲取人力物力,所以官僚系统一直都是皇权防范的对象。

为了让顺利汲取人力物力,秦国建立了非常繁密的法律制度,追求凡事皆有法式。老百姓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必须遵照这些法律。但秦政推崇“民愚则易治”,百姓的受教育程度极低,繁杂、细密的法律条文对秦民而言等同于巨大的知识屏障。所以秦朝的法律条文越是繁杂细密,秦民就越容易陷入动辄触法的困境。秦末“天下苦秦久矣”,其实重点并不在焚书坑儒、修长城等突发性的暴行,而在于“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制度化伤害,老百姓动辄得咎。

以上乃秦国的制度化困局。

秦二世而亡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胡亥未能处理好两个变量,也就是得罪官僚集团,同时让治下的子民组织化。

所谓得罪官僚官吏集团是这样的。胡亥即位后,因得位不正,担心诸皇子会和臣僚联合起来反他。于是,他对外,带李斯巡行天下郡县,向新秦地的秦民亮肌肉,宣示主权;对内,对中央和地方进行人事大调整,全部换上自己的亲信,直接表现就是把先帝的旧臣、兄弟姊妹通通杀了。这导致秦始皇留下的官僚集团人人自危,严重动摇秦帝国的根基。后来陈胜吴广刘邦等起义,秦吏普遍加入到反秦力量中。

第二,秦民组织化。胡亥因得位不正,所以把对官吏的整顿排在驯化新秦民之前,这样的工作安排跟他老爹相反,反而让新秦民有了呼吸的空间。

新秦民,就是灭掉六国收拢过来的子民,他们和老秦民有明显区别。老秦民经过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百三十多年的精神和思想调教,已经变得愚昧,害怕官府,相当顺从。即使生活很苦,也没什么反抗的意识和能力。但那些成为新秦民,被纳入秦国压榨轨道的原六国子民,他们体验过更多的自由、更轻的赋役、更松散的控制,见识过更好的生活,所以还不能接受秦国的这套剥削。秦灭六国只用了十年,这么快的速度让始皇帝根本没足够时间驯化新秦民。新秦地上还有很多原六国的贵族、游侠、豪杰、文士、宗族势力,他们是有组织能力的,他们成为新秦民,意味着秦国出现了有组织的底层百姓。

有思想有能力,新秦民对秦政权来说就成了巨大的不可控因素。秦制政权灭亡的原因无非三条:第一,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比如地震或者说外国入侵。这属于不可控因素。第二是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的分裂。第三是亡于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多数时候是二者、三者兼备。

秦朝末年,胡亥的倒行逆施促使官僚集团背弃了他,加上新秦民的鼓动,帝国土崩瓦解就自然而然。

汉朝

汉朝统治的时间很长,作者分成西汉和东汉两部分来论述。在西汉,作者关注三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迥异于秦制的无为而治?汉武帝如何调教官僚集团?以及西汉如何灭亡。

汉初为何实行无为而治?

汉初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这与惯例的秦制统治模式不一样。无为并非与世无争,而是要求统治者克制欲望和雄心,不折腾天下人。但汉初的无为而治乃是皇权相对于诸侯势力、军功重臣弱小因而妥协的结果,并非统治者顾惜天下苍生。

汉初存在三股政治力量,分别是代表宫廷力量的刘邦,代表王国力量的刘姓诸侯王和代表军功集团力量的列侯(后转化为朝廷重臣),他们的实力不分上下,相互呈鼎立之势,形成互不侵犯、互相尊重的潜规则——也就是白马之盟,但并未形成书面条文,所以持续时间只有五十多年。诸侯王和拥有巨大军功的列侯重臣,对皇权形成极大制约,他们认同“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非有军功者不得侯”。

刘邦自小就想做游侠,成年后背井离乡,拜在魏国信陵君的门客张耳(游侠领袖)门下,成为其门客。前225年,秦军灭亡魏国,张耳成为通缉犯,刘邦只好返回家乡。前223年,秦军进攻楚国,吞并淮北之地,包括沛郡。同年,刘邦参加秦国地方小吏考试,被任命为沛郡泗水亭亭长。前210年,刘邦押送黔首前往骊山服徭役。因逃亡者众,他干脆将所有黔首释放,抛弃秦帝国体制内小吏身份,遁入芒砀山中再次成为游侠。

正因为西汉建国有这样一种游侠底色,所以刘邦称帝后与下属形成的并非后世常见的君臣关系,而更近似于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刘邦的统治基础乃是军功-重臣集团。他当皇帝是因为功劳高而被推举上来,并非秦始皇那种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力,所以他要照顾推举他的诸侯王和军功列侯的利益。这体现在西汉初年的财富分配与权力分配。

高帝十二年三月,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高帝十二年三月诏”+“白马之盟”,其中都涉及两个重要原则:汉帝国乃皇帝“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有之;按照功劳高低排列,功劳最高者做皇帝,次高者做诸侯王,再次者做列侯,又次者可以食邑。

白马之盟的具体内容:

1.王与侯的分封只能由皇帝进行;2.只能在刘氏皇族内封王;3.只能对有功者封侯;4.若违反上述约定,天下共击之。

三方力量在盟约中各有权利和义务。

对军功集团而言,“非有功不得侯”,保证现存军功列侯权益不被皇权随意稀释;“非刘氏不得王”,保证现存诸侯王权益不被权臣侵犯;王与侯的分封大权仍操于皇帝之手。

所以西汉初年的宰相全部出自军功集团,第一代军功集团死光了,第二代接着上。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吕产—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以上除被诛杀的吕产外都是一代)—陶青—周亚夫—刘舍(以上都是二代)—卫绾。

诛吕安刘是一次皇权尝试削弱军功列侯被反噬的例子。吕后去世时安排其侄子吕产为相国,打破非军功者不得任丞相惯例。结果,吕氏家族被以周勃和陈平为代表的军功集团发动政变诛杀,后粉饰成“诛吕安刘”。汉文帝即位后吸取教训,恢复丞相只能由军功列侯担任惯例,宫廷势力从政府退出。

皇权除了向列侯进行试探,也对诸侯王进行试探。七国之乱就是典型例子,而且这一次皇权成功了。七国之乱,历史记载是诸侯王势力膨胀威胁中央统一,但实际上是中央的赋税过重,臣民不堪其扰,投向赋税稍轻的诸侯国,引发中央不安,率先发难,结果王国战败被肢解。

白马之盟实质上是制约王权,是反秦制的,所以白马之盟并没有持续很久。汉武帝时期,秦制终于回归。

汉武帝如何抛弃军功列侯,重塑官僚集团统治基础?

汉帝国立国五十年内,诸侯王和军功集团势力庞大,需要大量的游士作为门客。且西汉开国行“非有功者不得侯”的国策,导致朝廷和地方的政权被军功老臣、军功吏卒把持,知识分子上升没门,只好去给诸侯王、军功列侯做门客。

汉武帝亲政后致力于打压诸侯王与军功列侯,要建立他的统治基础,就是听命于皇帝的官僚集团,所以他要思考如何改造游士。

前141年,刘彻登基,发布“求贤诏”,征召“贤良方正”,且亲自策问推荐来的人才,典型的君王选拔臣僚做派。此举目的是打破军功集团对官职的久任制和世袭制,进而将游士纳入官僚系统中来。这实际上是打开上升渠道,让游士进入朝廷。

“求贤诏”颁布后,反响强烈。丞相卫绾建议:除儒学外,贬黜诸家,排斥“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游士,不用其为治国之术。这也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什么要改造或者拉拢游士呢?因为秦制政权追求社会的散沙化与静态化,追求对百姓的严格控制。游士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需要被控制与肃清。其手段有二,一是暴力诛杀,二是提供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

但官僚系统容量有限,无法收纳所有游士,且秦制政权需要某些符合自己需要的游士,所以通过体制规定的知识分子选拔标准,引导游士在思想、学术上进行自我转型。

如此重塑统治基础,势必引发既得利益者的反扑。前140年,刘彻对中央高层进行大换血,换上心腹、儒家向的众多重臣,并且提议设立明堂。

明堂乃周公的创造,是周天子接受诸侯朝见的场所,用以彰明尊卑,有助于皇帝巩固个人权位。同时也是儒家的礼仪性建筑,彰显着皇帝亲政,时代变了。

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乃白马之盟的具体化,皇权顾及“白马之盟”划定的权力范围,不得不无为。如今皇帝想重塑儒家官僚集团,黄老之学成累赘。关键是,窦太皇太后信奉黄老。

刘彻此举等于同时得罪诸侯王、军功集团与窦太后。结果,刘彻亲信赵绾、王臧被下狱自杀;刘彻也自权力舞台中心消失长达六年。

窦太后去世,刘彻复出,继续他重塑儒家官僚系统的改革。其重点就是消弭游士之风。结果是大批知名游士或寄主,如窦婴、灌夫、刘安、郭解等在这场改革中非正常死亡。

新时代要一个个原子化的儒家官僚与一个个原子化的庶民,而朝廷勋贵、军功列侯与诸侯王豢养门客,对皇权形成制约。淮南王刘安的死是典型。刘安是诸侯王层面的游士寄主代表。前122年,刘彻以结交朋党意图谋逆罪名,迫使刘安自杀。刘安之死为西汉诸侯王广纳门客的风气画上句号——消灭民间的组织力量,使民间社会变成扁平的原子化结构。

游士退出,儒术上位,无为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百姓实行严格控制和高效汲取的新国家已经成形。

汉武帝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整个汉帝国实施高压控制与高效汲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百姓流离,物故者半”。

天下百姓群聚为盗,迫使刘彻停下了无休止的对外战争,将注意力转向内政。他颁布严酷的“沈命法”,大意是若某地出现盗贼,当地官僚缉捕不力,那这些官僚自上而下全部都得死。结果就是州郡、底层官吏干脆不再报告,导致盗贼越发多。

王莽

王莽如何完美地篡汉?又为何十五年就归于失败?

汉武帝重塑秦制,对汉帝国实行高压、高效的汲取和控制,为他的征伐服务,导致民不聊生。知识界也多有不满,要求对君权作出限制。这就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出炉的背景。这种学术承认君权神授,但也得到了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力,一定程度上为王权套上缰绳。

什么叫天人感应?源自董仲舒的三篇策论《天人三策》,其中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天命”,即王朝合法性。谁获得天下是天命注定的,灾异是天和人的沟通方式。国家无道,上天就会降灾警告;警告无效,天命就会发生变化,天下易主。有道,就会降下祥瑞。

第二,汉帝国的国策到底是黄老之学,还是儒学。董仲舒支持融法家、黄老之学、阴阳家于一体的新儒学。

第三,教育和选举,即如何让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集团。主张建立新的官员选拔机制,由地方推荐人才,朝廷量才授官。

董仲舒提出五个建议:

1.建立明堂,重塑礼制,约束贵族。

2.建立太学培养官僚,选取贤良,为知识分子开辟入仕通道。

3.推行天人感应,塑造汉帝国的合法性。

4.限制豪绅占田,控制土地兼并。

5.用新儒学解释儒家经典,以统一思想,建立官方意识形态。

其实汉武帝并不很喜欢这五条建议,尤其是天人感应中天降灾异等同于朝廷统治出了问题,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他只想要君权神授。但君权神授是双刃剑,讲君权天授,必然得讲天人感应;讲天人感应,就得承认上天既会降下祥瑞,也会降下灾异。如此,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力就会不可避免地被下放到知识分子手中。

但不管如何,汉朝最后都接受了天人感应学说:汉帝国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知识分子拥有了利用灾异之说“合法”批评现实政治的手段。

“天人感应”的双刃效应在刘彻死后迅速表现出来。围绕着“君权天授”,皇权与知识分子之间进入紧张状态,甚至有部分知识分子喊出要求皇帝禅位的声音。说的人多了,皇帝慢慢失掉自信,开始怀疑自己的天命已经走到尽头。汉哀帝刘欣就是那个失掉了自信的皇帝。

汉哀帝刘欣下诏书承认: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这让遭刘欣放逐的权臣、外戚王莽看到机遇。亲王莽势力声称,按照天人感应理论,日食出现的原因正是哀帝放逐了王莽这样的“贤人”。压力之下,汉哀帝不得不将王莽召回朝堂。第二年,汉哀帝刘欣去世。太皇太后王政君第一时间部署王氏子弟控制朝廷中枢,召王莽入宫掌控兵权。属于王莽的表演时代就此全面开启。

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请重修明堂、辟雍和灵台等礼仪性建筑。明堂、辟雍和灵台是存在于儒家经典中的建筑。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城的最高学府,灵台是上古的天文台,是天子直接与上天交流的地方。这些礼仪性建筑是上古时代圣人的标志。王莽还奏请为长安儒生修筑高级住宅和用来聚会、发表演说的广场。

王莽的笼络高度契合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赢得了他们的心。公元5年,未央宫堆满民间抗议信。写信者既有普通百姓,也有许多王公、列侯与刘氏宗亲。他们批评朝廷对王莽的赏赐太过迟缓、微薄,要求朝廷将王莽认证为当代周公。902位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对王莽行九锡之赏,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

王莽继续提出自己的终极政治理想:“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

公元8年,王莽被拥上帝位,完成新莽代汉。

总体来说,就是经过“天人感应”学说的宣扬,王莽篡汉具备思想基础,即当统治无道之时,天命是会发生改变的。再加上王莽善于知识分子的心。他把自己装扮成圣人,赢得了普通百姓、刘氏宗族、大地主的心。在众人欢呼之下被簇拥为帝。

但登基15年后,当代的周公——王莽却死于长安动乱。为什么会发生动乱?主要是他推行的改革出了问题,触犯了统治基础的利益,被统计基础——官吏集团抛弃。

王莽上台后,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具体包括:

1.恢复井田制。天下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按制度去领取田地。

2.释放奴婢。西汉有官私奴婢230万之多,严重影响朝廷征收税赋、徭役与兵役的体量。

3.改革币制。他认定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就是龟、贝,而自己要做的正是当代周公。所以,龟、贝在新莽时代粉墨登场。

4.盐、铁、布帛等商品生产、销售的国有化,其理论依据依然是儒家经典著作。

5.官名、地名改革。王莽认为伟大的盛世必须要配以众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实。

王莽后面三项改革给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麻烦,盐、铁、布帛生产、销售的国有化极大增加百姓生活负担。但真正致命的是前两项——恢复井田和释放奴婢。释放奴婢可以增加朝廷编户民的数量,增加朝廷的纳税户和徭役户,就等于从权贵、官僚手里抢钱。

恢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兼并。土地兼并会直接导致两种后果:1.朝廷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减少,影响赋税收入和兵役、徭役的数量。2.大宗土地的拥有者,有可能变成割据势力,变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门阀世族。都不利于政权稳定。

历史上存在两种土地兼并,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将土地卖给他人,一种是豪族利用政治权力将自耕农及其土地吞并。豪族的土地兼并自然是坏事,但自耕农主动卖地则有一定可取之处。自耕农主动卖地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了逃避官府的剥夺。

秦制时代的土地兼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卖地,一种是被迫卖地。同样,有能力参与土地兼并的也有两类人。一类是“经营性田主”,他们循正规途径,通过耕作、经商致富的人,用金钱购买田宅,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一类是“寻租性田主”,他们以权力寻租,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

秦制政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保障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可以用政策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经营性田主”没有政治后盾,一碾即碎。真正对皇权造成威胁的是寻租性田主。汉武帝中晚期,寻租性田主即成了土地兼并的主力军。

为吸引流民重新成为朝廷的编户民,他们耕种的公田只需要按三十税一缴纳税赋,而寻租性田主利用政治权力把朝廷公田控制在自己手里再租给流民,榨取高达50%的田租。汉武帝可以轻松碾碎“经营性田主”,但直到他死之日,始终拿“寻租性田主”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构成了他的统治基础,他不能开罪开罪权贵和豪族。

王莽想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使皇权掌握更多土地和编户民,故推出“王田制”。天下耕地收归国有,不许买卖,家中男丁不超过八人、拥有土地却超过一井的须把多余土地交出来,分给其他没有田的人。

王莽改革的初衷是巩固皇权,增加皇权可汲取的财富和人力,但此举损害了新莽政权的统治基础——权贵、豪族与官僚的利益。于是权贵、豪族纷纷弃他而去,成了推翻新莽政权的核心力量。

与此同时,王田制的推行却加剧了流民问题。王田制之前,当小自耕农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至少还能投入寻租性田主的怀抱寻求荫庇;搞了王田制,小自耕农的荫庇没有了,他们无法承受皇权及其代理人剥削的时候,就只能选择抛弃土地,去做流民。

公元23年,王莽在长安死于乱军之中。

东汉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为避免重蹈西汉与新莽的覆辙,刘秀进行了深刻反思,推行了两项改革。

第一项改革是在学术领域支持今文经学,疏远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主张回归儒家经典本身,今文经学更看重后人对经典的诠释。相比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更重视谶纬,也就是依据天人感应之说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来言说天命吉凶。

汉武帝以后的西汉皇帝都喜欢今文经,因为今文经学与怪力乱神的谶纬之学纠缠在一起,玩的是割裂文辞、牵强附会的游戏,不像古文经学那样动辄拿出孔孟之言来对社会问题展开批判。支持今文经学,既可以用谶纬来强化皇权的合法性,也可以削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刘秀的第二项改革是颁布官修典籍,由朝廷来垄断谶纬的解释权。这是为了防止谶纬失控,走向对东汉王朝不利的方向。

所谓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方士化儒生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谈论天命的书籍。谶纬在东汉被视为“内学”,正经的儒家经典反沦落成了“外学”。

为了将谶纬的解释固定下来,刘秀将谶纬定为洛阳太学的必修课程,征召儒生校订谶纬典籍。公元56年,官方颁布了《河图》《洛书》及七经之《纬》总计81篇,作为解读谶纬的经典。皇权由此彻底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

刘秀的两项有关谶纬的政策分别针对西汉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西汉末年以天命约束皇权的思想潮流。刘秀希望以“怪力乱神”的今文经学来弱化前者,以皇权垄断谶纬的解释权来消弭后者。他也确实部分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光武帝后,对西汉灭亡和新莽短命而亡的规模最大反思来自汉章帝。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一干学者,在皇宫内的白虎观举办一场学术会议,以思想立法的形式,来规范百姓方方面面的行为。会议成果是《白虎通义》。中国秦制时代臭名昭著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此成为官方认定、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

白虎观学术会议,针对西汉知识分子公开批评朝廷政策的风气,以及西汉末年太后常常成为皇权代理人、进而导致外戚坐大的现象。“君为臣纲”的目的是消灭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声,“夫为妻纲”“妇人无爵”的目的是消灭太后与外戚势力,“父为子纲”则是汉帝国以孝治天下的具体化。

东汉何以灭亡?统治集团内部(宦官VS世家大族)发生严重分裂。

秦制王朝的亡国原因,总结起来无非三条:1.外敌的压迫或入侵;2.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发生分裂;3.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秦朝、西汉、王莽的灭亡都是如此。东汉同样如此,统治基础利益集团严重撕裂,——世家大族和宦官集团。

东汉中后期,宦官普遍聚有巨额财富和巨大的权力。他们的权力,实际上夺自世家大族。他们之间的斗争,造成东汉帝国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

分裂的重点在于争夺人事权。秦制时代,与利益分配直接相关、最重要的权力莫过于人事权。东汉建国,以察举、征辟取士,人事权本由皇权和世家大族共享,大体的操作是后者举荐、前者盖章。

但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缺乏信任,后者的组织化与社会动员能力素来被视为对皇权的一种威胁。从汉和帝起,皇权就致力于利用外戚和宦官来制约世家大族,重点就是瓜分他们的人事权。

但外戚是有缺陷的。为尽可能长久地维持权势,外戚经常游走于皇权和世家大族之间,既充当皇权的代理人,又结交世家大族,两端渔利,甚至直接挟持幼主,成为皇权的心腹大患。

皇权最信任的就只有宦官。宦官于顺帝时期取得察举权。桓灵时代,宦官在人事权的争夺中获得优势地位,士人转投靠宦官怀抱,谋取仕进。这大大损害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双方的矛盾遂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演变成互相仇杀的残酷竞赛。

但无论是士人群体,还是宦官集团,都是统治集团的一分子。他们之间的惨烈杀戮,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

宦官崛起后,原本由世家大族组成的垄断今文经学的“学阀”丧失察举、选拔官员的人事权,这对他们造成极沉重打击。袁绍兄弟冲在诛杀宦官的最前线,也是因为如果不能从宦官手中夺回人事权,门生故吏就会不再依附袁氏家族,“四世三公”的富贵也将化为泡影。

曹魏三国

曹操如何从群雄中胜出?——够狠,能压榨。

在《三国志》中,我们会发现曹操十分的英明神武,而相对的,袁绍就是个大蠢货。从公元196年汉献帝迁都到许昌开始,一直到袁绍病故的八年里,袁绍几乎没做对过一件事。但曹操真的是凭借英明神武才在三国争霸中胜出吗?

乱世中,相对于个人的雄才大略,谁对百姓的汲取能力更强、控制能力更强,谁的胜算往往也就更大。曹操是汉末、三国时代的手段最狠的人。曹魏之所以胜出,是他们的手段够狠、够硬、够有效,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汲取机制。

《三国志》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愿意拖家带口跟着刘备跑。这是真的,但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并且形成制度性屠杀——制定“围而后降者不赦”的策略,曹魏将领们长期付诸实践。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百姓。

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所谓的摧抑豪强与兴办屯田。

1.摧抑豪强。名义上是为下民伸张正义,实际上曹魏看上了地方大族控制的土地与依附人口,只有没收他们的土地和依附人口,才能汲取到更多人力与物力。曹操的摧抑豪强,本质上是在追求更强有力地榨取自耕农和自由民的税赋。对内摧抑豪强,消灭了地方上的豪强,百姓被原子化,军阀就可以用低成本来加重剥削,有效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曹操时代,百姓承担的田租达到了亩产的七分之一,较之汉代通行的三十分之一,也高出了四倍有余。

2.兴办屯田。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本质上近似于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

军屯的奴役远比民屯残酷。屯田兵被称作“士”,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的兵奴兼农奴。若有屯田兵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家属。

刘备同样并不仁慈。建安十九年(214年),益州的新主人刘备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一套强大的新汲取机制,对益州的百姓进行搜刮。

刘备苦于军用不足,刘巴建议,第一条是铸造“直百钱”,一种新货币,面值相当于一百枚过去蜀地的五铢钱;第二条是由官府接管市场、控制物价,不许价格发生不利于官府的波动。新钱重量仅相当于旧钱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他一手铸钱,一手控制市场与物价,迅速从百姓手中汲取了30倍财物。

保障蜀汉的高强度汲取政策顺利推行的是由严刑峻法构筑起来的高压统治。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共造“蜀科”,在汉律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一套针对益州百姓的法律。

除了用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个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他制造的平等契合了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可以极大地消解他们内心因遭到压迫、受到剥削而感到的不满。

秦制统治术

科举制是秦制统治术的进化?

科举制给很多出身寒门的读书人一条改变人生的途径,但换个角度来看,科举制也是给读书人制造一种“有机会成为统治集团一分子”的幻象,因为历代以来,科举制并非帝国官僚系统的主要取士渠道。

唐代:“唐代科举出身的官僚仅占整个官僚集团的16%,另外80%以上都是非科举出身。”(齐陈骏)

宋代: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全部官员的26.1%,“恩荫出仕”则占比56.9%。

元代: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官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

明代:“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乐宣德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超科举。”(郭培贵)

除了给读书人制造幻象,科举还有一重功能,那就是重塑官僚集团。秦制以官僚系统为统治基础,最大限度满足皇权独大,最大程度实现对人力和物力的汲取,他对官僚集团的要求是尽可能约束,避免其向诸侯、贵族的方向演进,希望社会扁平化、散沙化,不但百姓如此,官僚也应如此。

皇权欲控制官僚集团,首要之务是控制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从两汉到曹魏,官僚集团的成员大部分来自世家大族。他们通过种种选官制度,把控朝廷官员的空缺。也就是说,选拔人才的政策虽然出自皇权,但具体选拔仍受制于世家大族。

科举的出现,让皇权有了稳定可控的选拔工具,用来更新官僚集团。这样才能防范门阀的出现,才能让官僚集团扁平化、原子化。毕竟,消灭松散的所谓“科举朋党”要容易得多,比消灭拥有紧密血缘关系的世家大族容易得多。

历代变革

历代的重大变革都是为了汲取更多的人力物力?

中国古代变法,大多是以解决财政问题为中心的变法。变法的核心目的是增加朝廷收入,而非解决民生疾苦、实现税负公平。

汉武帝刘彻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为增强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进行了一番改革,用了三种经典手段。

第一,发行新货币。在当时流通的半两钱外,发行新的“白金三品”。它并非真金,却强行定了一个比真金离谱的面值,以此掠夺财富。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铜钱贬值,物价飞涨,政府可以回收到更多铜钱。

第二,向全国百姓征收“财产税”。因朝廷对基层控制能力太弱,无法得知每户人家的资产,所以刘彻鼓励百姓举报一切认识的人的资产。这场告密运动后,商人、中产以上的家庭全都破产,官府的钱多到花不完。

第三,消灭民间商人,官府成为唯一经商者。如盐铁官营、桑弘羊均输法,官府包揽商品的购买与销售,由官府垄断国内的主要商业活动。

北魏孝文帝均田制改革。

魏晋以来,战乱频繁,人口大量死亡,出现许多荒地;中原豪强聚族自保,许多人口依附到他们名下。北魏旧的赋税征收方式是按户计算。人口隐蔽在豪强名下,导致朝廷征收赋税减少。孝文帝推出了均田制。

均田制的内容:1.土地归朝廷所有。2.朝廷将土地按标准分配给农民耕种。

该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豪强手中抢夺百姓,关键在于朝廷掌握了大量荒地。

如果仅仅是分配土地,对依附于豪强名下的百姓来说吸引力不够,毕竟人口锐减之后,土地资源并不紧张。于是,朝廷又制定了新的租税征收方式,将按户计算改成按“一夫一妇”计算,且额度低于豪强向依附农户征收的私租。

为避免豪强抵制,北魏朝廷还制定了还授政策。先将豪强的耕地名义上收归朝廷,再由朝廷“还授”给他们,实际上等于没动。朝廷还给豪强的私家奴婢分配土地,形同于增加了他们的资产。如此,国家与豪强之间成功达成妥协,和平分割百姓的租税。

百姓脱离豪强,看似减轻了负担,实则隐性损失更大,不但名下土地的所有权归了朝廷,自己只保留了使用权,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面对强大的皇权及其代理人,其政策层面的“议价能力”也远不如面对豪强。

唐德宗两税法

所谓两税法,就是将过去的田税、户税并为一税,每年分春、秋两季征收。

过去的“租庸调”是按户征,新的“两税”是按地征税、量出制入、折钱纳物。资产和田地越多,征税就越多;财政上有多大的开支,就征多重的税;农产品必须卖成钱或者按官方制定的市值折算成钱来缴纳。

两税法后,表面上“租庸杂徭”全免,百姓只需交正规的两税。实际上不过是把苛捐杂税名目取消,实际征敛量没少。而且,很快那些被并入了两税的苛捐杂税又会以其他名目再次出现。

两税法还强调必须用货币支付。农民必须把农作物卖了换钱,再去交税。同时出售的话,会导致农产品供求体量过大,价格直线下跌。所以其实是变相压榨老百姓血汗。再者,官府究竟参考何种物价来制定赋税额度,农民也没有任何发言权。

两税法推行越得力,百姓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价格就越低,遭受到的实际盘剥就越多。

王安石变法

本质在“增税”。宋神宗对税负公平的兴趣不大,更在意如何通过变法征敛到更多的财富,填满自己的国库。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变法项目,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均被执行得异常彻底。

青苗法,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官府借“青苗钱”,贷款利率比民间高利贷的利率低,如此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老百姓也能少受高利贷的盘剥。实际操作中,“可以”变成了“必须”——挨家挨户进行摊派,无论缺或不缺粮食,都要向官府“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形同官府强行向百姓集体放高利贷。民间高利贷的利率虽然高,但百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借的,借民间高利贷的百姓数量终究有限;青苗钱的利率虽低,受到祸害的却是全民。市易法也是类似的情况。

张居正 “一条鞭法”。这次变法的核心驱动力仍然是明朝政府的钱不够用了。

钱为什么会不够用?因为朝廷的开销没有节制,一年多过一年。朱明皇室疯狂生子,供养费用以几何级数递增。百姓不堪重负,不断逃去依附官僚地主。朝廷能够征税的户口基数越来越少,均摊到每户头上的赋税就越来越重。

明朝原本按田亩计算的“赋”和按人丁计算的“役”两部分。百姓大量跑去依附官僚地主,让政府在役部分损失巨大。一条鞭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赋和役合并到一起,按田亩征收,缴纳银钞。

这种改变对朝廷是大好事,役的收入大增,对百姓却是灾难,因为被合并为一条鞭(编)的,不仅仅是正规的赋和役,还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合并之后,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在一条鞭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在了百姓的头上。

清代的“摊丁入亩”也是大体相似的情形。把按人丁征收的“丁银”合并到按田亩征收的田赋当中,各种不合法的苛捐杂税被摊丁入亩正规化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又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

贞观之治的纳谏入流、万国来朝、民生富足?

西汉初年,全国的人口为1400万—1800万。——文景之治

东汉光武帝刘秀去世时,全国人口约为2100万。——光武中兴

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年),全国人口约为1616万。——太康之治

唐朝贞观初,全国人口约为1235万。——贞观之治

秦灭六国后,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末流民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人口约为5959万。——绿林赤眉流民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人口约为5648万。——黄巾流民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人口约为4602万。——隋末流民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成反比。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数人口长期集中在黄河流域。耕地面积没有大幅增长,农作物亩产也没有质的飞跃, 如果没有新作物的引进、种植技术的变化、水利工程的修筑、南方山地的开发等条件,这块土地承载极限是6000万人。

秦制下的太平盛世可以粗略地简化为:朝廷汲取量+人口生存必须量≈土地出产总量。当朝廷汲取量(如对外扩张)或人口量激增,“盛世”就要出问题(如出现流民),如果再有外敌入侵或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王朝就有可能崩盘。当人口从6000万锐减至1000多万,任何智力正常的君主,只要没有丧心病狂,都可能实现所谓的盛世。

唐朝

从唐高祖晚年,到唐太宗贞观八年,20年里实现了人丁繁庶、家给人足。人口剩下1200多万,人均耕地大幅提升,百姓物质条件自然会改善。这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不必说贞观之治有多伟大,也不必谬赞李世民有多英明。

按唐朝户籍制度,百姓有课户与不课户两类。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要承担赋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后者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要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过得怎样。实际上,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农民基本处于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状态。他们的困顿与李世民信奉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

李世民善于纳谏、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论”与“水舟关系论”深入人心。但这可能是一种表演。

贞观四年,他下诏营建东都洛阳皇宫。但又想要众人称颂的仁德,所以屡次接受大臣劝谏,放弃修筑。当不顾一切把洛阳宫修筑后,又受不了士大夫的议论,把洛阳宫给拆了。

贞观年间,“进谏—纳谏—不从”游戏不绝。大臣频繁进谏,压抑李世民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轨道。李世民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大加赏赐,行动上却又没有什么改观。

为什么会如此呢?源于李世民得位不正。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急于打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士大夫一拍即合,开启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帝位合法性越来越不是问题,李世民也渐渐不想再玩这种游戏。

李世民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他一再违制向史官索求与自己相关的历史记录。在位二十余年,李世民对自己的举动做了刻意修饰。不止一次通过与臣僚的对话,来为自己塑造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形象。在那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正在破土动工。

所谓万国来朝,不过是花钱吸引外国移民。

开国功臣李大亮上书李世民责备李世民优待归附与未归附的突厥人,胜过了爱惜大唐的百姓。但想要真心的万国来朝,需要付出许多心力,需要复杂的制度建设,不是朝夕可完成的。就效率而言,李世民更先用武力威慑与物质诱惑让“四夷自服”,然后再反推出“治安中国”,完成了“九州殷盛”的丰功伟业。

有唐一代,李大亮不希望拿唐朝百姓的税赋去供养外国移民和归化人的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

地方官府要给他们提供吃穿,要将他们安置在比较好的地方。外国人前来大唐,接受归化,可以享受免除十年赋税的特权。在优惠政策的刺激下,一批批化外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唐境内。长安常年居住着约四五千户归化人。敦煌、肃州、甘州、西州、伊州、凉州有来自中亚的粟特等国的“昭武九姓”,他们是唐王朝境内实力最大的归化人。

外国移民中既有富商大贾,也有普通小民;既有印度归化人罗好心那样做到神策军正将的上层人,也有常见于唐人诗歌、传奇的昆仑奴一类的底层人。

外国人到大唐来,娶唐女为妾是可以的,但不允许将其带出大唐。隋末大乱的人口锐减,李世民很在意保护唐王朝的生殖力,不许唐朝妇女随外国人离开。

对胡人在大唐挣到的巨额财富,唐王朝有时候也会眼红。胡人过世后,三个月内允许其家人来索取财物,三月后没收官用。但三个月时间,来回的时间都不够。

唐文宗时代,发生显贵子弟向胡商借钱没有偿还、被胡商起诉的事件。唐文宗下诏要有关部门“抚安”胡商,“免令受屈”。但经济上出台新规,从今以后,不许唐朝百姓再向胡商借钱。看似是在保护胡商的利益,实际上是限制胡商经营放贷业务,试图阻止唐王朝的财富外流。

宋代

繁华的宋代,脱离了剥削和压榨人民的范畴吗?

宋朝,科举塑造的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待。丰厚的俸禄,不抑兼并带来的产业安全感,还包括“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祖训带来的政治安全感。

尽管如此,两宋也没能走出秦制时代,控制与汲取仍是两宋官府施政的核心考量。

北宋军队战斗力弱的另一重原因

北宋军队规模远超前代,战斗力却极其低下。常见的解释是宋代重文轻武,推行更戍法(频繁调动军队主帅),导致军中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另一个原因是,军队长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导致北宋军人素质集体低下,进而导致武官在政治集团中备受文官的歧视。每有饥荒、水灾之类的变故,当局就会募兵,从灾民中招募那些破产的青壮年流民入伍,以免他们成为社会上的隐患。

与之相配套的是优厚的待遇。宋仁宗后期,禁军士兵年俸50贯,厢兵年俸30贯,朝廷的财政绝大多数都用来供养军队。北宋民变的密度与强度要小于其他朝代,但毁掉的是北宋军队的战斗力。

赋税高,差役重,还以变法为名来敛财

南宋李心传说,宋太宗时的财政收入已是唐王朝的两倍。

朝廷是北宋最大的地主。百姓耕种自家田地,需要向朝廷缴纳各种赋税。折变之外,还有“支移”,百姓不但要缴田赋,还要自费将田赋运送到需要粮草的指定仓库。北宋中晚期,又对支移做改革,将民运改为官运,转而向百姓收取“地里脚钱”。

北宋朝廷征税面之广前无古人,百姓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几乎都在征税之列。朝廷还对食盐、酒、茶、矾和香等商品实施国家垄断。

赋税之外,更要命的是差役。徭役一般是指百姓必须出人力、物力去修城、筑堤、疏河、造桥。差役则是指百姓必须出人去为官府运送物品、看管府库、督收赋税、追捕盗贼……总之就是州县衙门里的任何苦力活都可以无偿摊派给地方百姓。

官府的差役不但强迫百姓脱离生产,还要求百姓必须付出钱粮来完成工作的运转,往往闹到破户败家的地步。比如宋仁宗时期的衙前差役就是一种人人害怕的差役,就是家产达到200贯的要无偿、自备物资去给官府当差,这导致当差的百姓陷入贫困,不当差的则不敢把家产提升到200贯。

经历王安石变法折腾的开封城百业萧条。

繁华的开封是豢养的蓄血池
在北宋治下,开封繁华了160余年。但繁华并不是自由生长的结果,而是皇权疯狂吸血的产物。

第一个层次,开封疯狂吸全国之血。开封的人口有130万—150万。其中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队、官僚和皇室、贵族构成了开封城核心的消费人群。普通百姓主要靠给这些人提供服务来维持生计。开封是座没产业的城市,几乎完全依赖“公务员消费”来维持运转,是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

权贵所在之地必然要优先保障各种需求。宋真宗年间,仅各地运往开封的漕粮就多达700万石,每日里驱赶入开封的生猪上万头。但负责保障开封物资供应的漕卒和养殖户的日子却过得很艰难。

第二个层次,是官府与官僚权贵在开封城内的疯狂吸血。北宋有商业行会160个左右,多数总部设在开封。负责采购物资,有利的往往给那些有背景的商户,没利润的买卖就给普通生意人。

官府对行会的“责办”不仅限于采购,也包括售卖。官府常将积存的物资拿出来,强行摊派给行会,要他们按官定价格出售。不允许任何一个商人脱离官府的控制和盘剥。官府利用手中权力从行会中的商人身上吸血,行会商人又会利用官府赋予的垄断地位,从底层成员和其他商人身上吸血。

第三个层次,是皇权疯狂吸开封城的血。官僚、权贵是被朝廷刻意优待的“京师之民”,是为了在非常之时抓出来放血。宋仁宗对西夏用兵,先是强行向开封城中数十户豪富借款。这些摊派与勒索从不偿还,至多不过是像宋仁宗那样赏赐个不值钱的京官名目安抚。

明朝

朱元璋吸取的治国教训?

朱元璋认为,元朝的对民间控制力不足,才会灭亡。

科举本是皇权将选官任官权的重要手段,元朝却弃之不用,或者不重视,所以无法将士绅纳入统治秩序,无法借助士绅掌控农村及农业收入,以至元朝政府得依赖盐税、商税。官府依赖商税,自然就会鼓励商业兴旺,商业天然追求自由贸易(包括人与物资的自由流动),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削弱官府的管控能力。

对百姓而言,宽意味着自由度高,自由度高意味着百姓对朝廷的依附性弱,依附性弱意味着百姓容易形成有力量的组织。所以,夺取天下后,采取与元朝之“宽”相反的“猛”来治国。

朱元璋整垮开国功臣刘基是个典型例子。

朱元璋依据《白虎通义》里的三纲五常,发明出一套鬼话——永远服从皇帝,永远奉皇帝的意志为绝对真理。只有国之大体,没有个人的尊严,凡追求“己是而国非”者,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忠臣。“国之大体”其实是朱元璋的脸面。

刘基推崇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必须要以“礼”相待,彼此是上下级关系,不是私人间的主仆关系。臣与君共事,站在公事的立场上责难、批评和提意见,不是阿谀、承顺与唱赞歌。

洪武朝的官员大多数没有好的结局。

洪武年间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一条界限:只抓胥吏,不抓官员。因为官僚集团是统治基础,胥吏却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因素。朱元璋更认同汉、晋、唐、宋所采取的重官员、轻胥吏的统治方式。视吏卒如同奴仆而已。希望重建视吏卒如奴仆的体制。

所以,在治理胥吏时,朱元璋选择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

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控制,朱元璋深入干涉百姓的日常生活,力求将之变成一盘散沙。

朱元璋执行知丁法,要求老百姓对邻居知根知底,这样才能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必然会出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社会。秦制帝国奉行外儒内法,以损害社会的活力为代价来维护稳定。

知丁法和发动群众抓污吏两项政策结合之后,事情往往会朝更变态的方向发展。

朱元璋的“猛”还表现在他敢公然删节《孟子》85条,相当于删掉了全书三分之一的条目。主要为十一项:

1.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利;

2.不许说人民有可以报复暴君的权利;

3.不许说人民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

4.不许说人民有生存的权利;

5.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

6.不许说反对征兵的话;

7.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

8.不许说反对内战的话;

9.不许说政治黑暗;

10.不许说行仁政、救人民;

11.不许说君主要善良,若风俗败坏,君主要承担责任。

清朝

东林党是忠是奸?

天启年间开始,朝廷致力于将东林党人形容为一群无事生非、沽名钓誉之人。乾隆将东林党视为明朝灭亡的核心原因之一。知识界也对东林党形成如下与史实是不符的批评:

1.东林党专注党争,只批评不建设,多集中道德层面。

2.东林党人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一味阻挠朝廷征收商税、矿税,实为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3.东林党不考虑国家前途,为了反对而反对。国本之争,考察、任用官员之争,抑制矿监、税监……抵制捣乱,阻碍政务的正常开展。

东林党并非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至多只能算是“志同道合者的松散联盟”。成员之中有着思想上的共鸣,但并无组织上的实体关系。

反对考成法。考成法是张居正考察官员的方法。巡抚、巡按的工作业绩由六部进行考察;六部、都察院的工作业绩由六科进行考察;六科的工作业绩由内阁进行考察。这听起来是一套绩效考核制度,实质却是变相的言路打压。张居正以借绩效考核之名,取消六科的言官和御史的独立性,将他们的政治命运牢牢控制在内阁手里。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一言堂。

考成法还是一项针对底层百姓的暴政。考成法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重点是百姓税赋、劳役的完成情况,为了保证政治前途,地方官只好加大力度,使出各种残酷的手段逼迫底层百姓。

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被废除,但明朝朝廷内部的批评通道并未重新开放。明神宗下诏,勒令百官提意见时须遵守两条规矩,继续封堵朝廷内部的批评通道:

1.“止及所司执掌”,只许就自己负责的工作发表意见。

2.“听其长择而进之,不得专达”,意见须经上级部门筛选,不许直接拿到朝堂上讨论。

反对矿税。以矿税一事责备东林党祸国的声音颇盛。大意是:东林党人不顾国家战事(宁夏用兵、朝鲜用兵、播州用兵)的开支需求,代表东南地主与富商的利益,反对朝廷征收商税和矿监政策,不惜将沉重负担全压在贫苦农民身上。真相是明神宗挥霍无度,国库经不起折腾,以“三大征”为借口,派出宦官为矿监、税使,绕过官僚系统,直接向民间进行搜刮。

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派遣太监分赴各省督办开采金、银矿,设置征税的新关卡。这是皇帝在官僚系统之外新造的敛财系统。

明神宗之所以派出宦官而不是官僚集团搜刮,是因为官僚集团内部长期存在针对皇权的批评。作为对抗,他宁愿让大量的央地官员长期空缺,影响政府府日常运转,也不愿调整人事。在他眼里,宦官是比官僚集团更忠实、更易于操控的皇权代理人。

矿监代表皇权监督百姓开采金、银矿,为完成皇帝任务,宦官直接将敛财的额度摊派给地方,不管有没有矿,都必须交齐。明神宗的掠取所得并不等于汲取底层百姓的全部额度。十份里一份献给明神宗,其余被宦官、参随、负责直接搜刮的恶棍瓜分。“万历后期20多年中,各地因矿、税监激起的民变达49起之多。”

因矿监、税监的存在只对皇帝和宦官集团有利,故官僚集团上到六部,下到州县官员,无不反对矿税。他们转而愿意支持、利用那些读书人,让他们冲到前线去对抗宦官集团。

因庙堂批评、谏言无效,万历三十年前后,顾宪成等人以东林书院为据点,集结在野读书人批评朝政,形成颇有影响力的舆论力量。

东林党试图以制度章程,也就是《大明律》与《皇明祖训》之类的东西来约束皇权,进而维护自己和百姓的利益,却遭到了皇权的残酷镇压。这种诉求注定东林党人无法获得皇权青睐。

天启初年,皇帝开始培植魏忠贤宦官集团;次年,魏控制东厂和锦衣卫,开启特务治国。天启四年,魏忠贤开始逮捕东林党人。天启五年,魏忠贤大肆屠杀东林党人。同年,阉党在朝堂上制造“假道学不如真忠义”的舆论,全面禁毁天下书院、讲坛,对东林党人的精神进行消灭。天启六年,明熹宗下令编纂《三朝要典》,痛骂东林党。

从“众正盈朝”到肉体与精神被全方位消灭,东林党人只维持了大约两年。他们之所以如此脆弱,与明熹宗同明神宗大不相同的宦官任用方式有直接关系。

神宗朝,围绕着矿税之祸,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宦官集团横征暴敛造成的动乱需要官僚集团善后、担责,还直接侵占了许多原本属于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集团才多少愿意支持东林党人。

熹宗朝,魏忠贤将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整合到一起,大量官僚进入阉党,官僚集团也是宦官集团。东林党人不仅想以制度约束皇权,还想整顿整个官僚集团,所以他得罪了整个利益集团。

崇祯朝,崇祯帝虽然铲除了魏忠贤,但东林党只是他点缀朝堂的工具,他更愿意选择宦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东林党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挽救明帝国的灭亡,而在于即使斧钺加身,也要以民本为出发点,去批判皇权之恶。

明朝的灭亡,与其说是亡于党争,不如说亡于阉党和官僚集团的内斗。崇祯用十万阉党治国,较之官僚集团治国,更加如臂使指,但也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皇权蹂躏官僚集团,官僚自不会再视皇权为利益共同体,消极怠政是必然的,当民变与外敌同时袭来,官僚集团消极于人力、物力的汲取,明帝国自然土崩瓦解。

为什么说雍正累死是活该?

雍正皇帝热衷炼丹,常年吃丹药。

之所以长期服用丹药,既有色欲方面的因素,也与他统治清帝国的手段有密切关系。他在位十三年,念的全是如何巩固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集团。他希望将官僚集团规训为最服帖的奴仆。为达目的,他在官僚集团中发起人格侮辱运动,实施密折治国,将自己变成一个日理万机的最高情报头目。为了始终能够日理万机,他不得不求助于丹药。

官僚集团中发起人格侮辱运动,鼓动天下对名士钱名世进行批判就是典型案例。

钱名世被选中直接原因是牵涉进年羹尧一案。雍正为何要给钱名世题写匾额“名教罪人”。钱名世曾作诗颂扬年羹饶,说他“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这犯了雍正忌讳。

诗中包含的周公、召公的典故蕴含的儒家“王道”思想,这正是雍正想打击的思想“毒瘤”。雍正的君臣之道绝不是周成王与周公、召公之间的那种共享政权的平等关系,而是绝对的主仆关系。集体写诗骂钱名世,其实是为了毁掉最后的人格尊严,规训所有读书人,摧毁他们残存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清代有对官员与士人免除差役、徭役的优待。对他们的优待催生出了两种后果。第一种是许多底层百姓为躲避朝廷沉重的差役、徭役,将自己挂靠在同姓的官户、儒户下。

第二种是底层百姓将自己的田产挂靠在官户、儒户那里,到了纳税的时候,底层百姓就把钱粮交给官户、儒户,由他们代为缴纳。

百姓之所以愿意多出钱,也要去找官户、儒户来代自己纳税,是因为纳税过程要面对粮头、柜吏、仓吏、官银匠等七八个环节的刁难与盘剥。

两害相权取其轻,百姓宁愿多出钱,也要将自己的税粮包给官户、儒户代缴。朝廷可供汲取的物力、人力的体量就变小了。所以,雍正下诏革除官户、儒户的名目;又下诏规定免差役、徭役的特权仅限于做过官的或有功名的士子本人。

清廷自入关以来,对有组织的士绅群体保持高度戒心。顺治十八年,为打击江南士绅,清廷曾以“抗粮”为罪名制造过一起“江南奏销案”,被列入整治名单的江南士绅共有一万三千余人之多。

田文镜开始在河南大肆弹劾科举出身的官员。他的行为得到了皇帝的大力褒奖。一场针对科甲官员的全面打击迅速展开。

雍正说,朋党的坏风气一天不清理干净,天下的公理就一天不能得到伸张,为了将这样的坏风气“尽行洗涤”,哪怕废掉千年沿袭的科举,自己也在所不惜。

自雍正四年起,每个上任的官员都负有打压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政治任务。最终,雍正得偿所愿,清帝国“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的新风尚。

除了侮辱科甲官员的人格,雍正还有一个治理天下的法门,密折制度。密折是皇帝赋予特定官员秘密奏事的特权,出现于康熙年间。雍正登基后,密折制度上升为治国主要手段。

利用密折制度,雍正将清帝国的核心官员全部纳入自己的间谍网络之中,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同时,他也成功将自己丢入了如山的垃圾奏折之中。

雍正每天批复奏折的平均文字量高达八千字。他不断责备下面的人不体谅做皇帝的辛苦,不断给自己送垃圾奏折。但他自己才是垃圾奏折产生的核心原因。

康熙年间,有资格以密折奏事者不过百余人。雍正上台后,多达一千一百多名,帝国中上层的核心官僚全部是间谍,人人都是监视者,人人也都是被监视者。在密奏制度下,每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密折留给雍正的印象。

雍正的信条是“以一人治天下”,不容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

雍正就只能既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也以他们为重点防范对象。针对科举出身的官员的人格侮辱和密折治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前者试图以运动的形式打掉士绅在社会上的尊严、地位与影响力;后者试图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整个官场变成一个互相监视、互不信任、互相告密的地狱。

雍正反复告诫地方官要体谅皇帝的辛苦,不要乱递垃圾奏折。但他的告诫不会有效。密奏制度将官员集体变成了提线木偶:将问题送到雍正案前,求取朱批圣裁,才是理想的工作模式。

于是雍正将自己累了个半死。

同光中兴的发生逻辑,扼要来说包括三点:

1.战事上,依赖重用汉族士绅,向地方督抚放权——主要是在人力物力的汲取方面,赋予地方更大更灵活的权力;支持湘军与淮军,击溃了太平天国与捻军也就是与秦制王朝的统治基础官僚集团达成和解、结为利益共同体(或谓向官僚集团让权让利),以应付内乱。

2.内政上,依赖开征厘金与整顿关税,让财政系统摆脱瘫痪重新运转,支持了洋务民用企业、军工企业和新式海军的创建。

3.外交上,尝试着暂时抛弃“华夷秩序”,融入新的国际环境。

遗憾的是,这条“中兴之路”终究只是秦制王朝模式下关于控制与汲取之术的小修小补。

秦制王朝的灭亡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或亡于外敌的入侵,或亡于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的分裂,或亡于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且多数时候是二者、三者兼备。

慈禧“西狩”造成的直接后果有三:

一中央失去权威,各部门不再听从指挥。庚子年南方督抚拒绝北上勤王。

二民间的士绅彻底对清廷失望。容闳、严复、唐才常、章太炎、文廷式等名流成立“中国议会”。

三是辛亥革命由此爆发。

“庚子之变”极大地改变了清廷内部的权力结构。朝廷对财权、人事权、司法权、外交权、行政权乃至兵权的控制进一步衰弱。相应地,地方督抚的权力则有了很大的扩张。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主导废除科举制。

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功名体系是清廷重要的统治基础。没有这个东西,清廷很难将政治力量渗透到帝国的中下层。废除科举,意味着需要重塑统治基础,也就是寻找一种新事物来替代传统功名体系。

1909年,士绅群体千呼万唤的“谘议局”终于得到允许在各省以选举的方式成立。15省谘议局议员的出身,与科举时代的传统士绅高度重合。

然而,谘议局的成立并没有让士绅成为清廷的拥护者。因为它只是一个舆论汇总之地,议员只拥有发牢骚之权,至于真正的施政,轮不到中央的资政院和地方谘议局干涉。

它的价值在于,将以前星散在各地的举子、生员聚集到了一起,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组织机构与合法的活动场所。导致原本影响力局限于本省、本县、本乡的士绅,在谘议局旗帜下统合成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全国性政治实体。

支撑清王朝的三大统治基础——官僚、士绅与军队,前两者与清廷离心离德,末者则实力有限,不堪大用。

清朝崩溃之时,地方督抚实力庞大,无意再维系清廷;士绅在谘议局组织下,在辛亥年群起响应革命党人起事。最终,清廷土崩瓦解

Last modification:December 2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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